
度量衡,是中国历史上度器、量器、衡器的总称。度计量长短,量测定容积,衡测量轻重。
《史记·大戴礼记》记载,黄帝时期创立了度量、衡、里(亩)、数“五量”,也包括“权衡、斗斛、尺丈、里步、十百”,其中前“三量”,就是度量衡。
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扫平六国,一统天下,以法令形式统一度量衡,并制作了系列标准器,传递至不同地区,以彰显和实施计量统一性[1]。按照秦朝的标准容量器和重量器计算,当时每尺合现今的23.1厘米,每升合现今的200.2毫升,每斤合现今的258.0克。
汉承秦制,汉代的度量衡基本没有突破秦代的模式,但在单位制的制定、进位制关系、单位量值、标准器形、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。统治者采用“累黍”的方法首次确立了度量衡的基准,西汉末年王莽令律历学家刘歆修订度量衡,著成《审度》《嘉量》《权衡》等篇,后被收录在《汉书·律历志》,成为最早的度量衡专著,标志着中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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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器最早出现于夏朝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载大禹治水,“声为律,身为度,称以出。”[2]即大禹在治水之时以自己的声音确定音高标准,把自己的身长作为长度标准,从而导出称重的标准。这是衡器最早的实物标准。湖北荆州雨台山410号楚墓出土的竹制天平衡杆与4枚铜环权,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,是中国迄今确认最早的成套衡器及砝码实物。
汉代时衡器有天平和杆秤两种。天平是中国产生最早的计量仪器,春秋战国时期制作技术已相当精密,秦代普遍使用,汉代持续发展;杆秤产生于先秦时期,直至东汉时期逐渐普及,因制作简单、携带方便,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测量工具,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。
图1:天平(战国·楚·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)[3]
与天平和杆秤配套使用的则是秤锤。秤锤即为“权”,俗称“秤砣”。夏朝时就已经出现秤锤,春秋战国时期主要配套天平使用,均为环形或半球形的铜质砝码,用于称量贵重物品,在考古发掘中通常成套发现(见图1)。
秦代出现铁质权与铜质权并行,出土的皆为半球形权,未见环形权;至两汉时期,铁质权数量超过铜权,成为主流材质,环形权复苏与半球形成为主流形状,同时也出现了陶质权,且重量单位逐渐统一,每斤约重250克。
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铁权(秦·1988年河南省宝丰县古城村出土)[4]
环形权(汉·新朝·1927年甘肃省定西县秤钩驿出土)[5]
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
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
目前博物馆展出有海昏侯墓出土的6件铜砝码和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1件铁权,同为衡器中的秤锤,是汉代两类材质、两种精度、两种用途的权衡实物典型。
1.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
“海昏侯——身历王帝民侯 墓藏大汉风云”展览中的铜砝码
海昏侯墓共出土12枚铜砝码,年代为西汉时期,形状为圆环形,即环形铜权。分为“大刘权”与“市权”两套,每套6枚,重量呈等比数列分布,此为其中之一。
大刘权每斤合246.6克,市权平均偏轻1.25克,约当两铢。根据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效律》记载衡器的法定标准“斤不正,三铢以上……黄金衡累不正,半铢以上,赀(zī)各一盾。”[6]大刘权就是“黄金衡”,市权就是允许误差为“三铢”的普通衡器。而根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“至管仲相桓公,通轻、重之权”的记载,海昏侯墓出土的“大刘权”就是“重权”,另一种市场通行权就是“轻权”[7],说明西汉存在“轻重权”并行之制。
墓中同出金饼墨书“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奉,元康四年酎黄金一斤”,实测重量达263.5克以上,均超出大刘权标准一斤一两多,据推测可能是刘贺为规避“酎金失侯”风险而刻意增重。
关于出土铜砝码的用途,徐龙国做过推测,认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砝码是日常用具,可以用来称量黄金、贵重药材、进口香料、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器等,却并不用来称量铜钱。
海昏侯墓出土12枚铜环权及数据[8]
2.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
千年之城——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
此件铁权为东汉时期,出土于城郊遗址区2号水井,权高3.6厘米,直径4厘米,重187克,为当时常见的鼻纽半球形铁权。除此之外,路县故城城址外东南部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铁器,其中包括12号水井1件相同形制铁权,为西汉时期,高4.5厘米,底径5.3厘米,重340克。
千年之城——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
根据2019年路县故城城外西南部集中出土了炼渣、炉壁残块、陶范残块等冶铸相关遗物的情况,结合路县故城其他区域出土铁器的数量和质量,推测连同此铁权在内的铁器很可能为本地产品,说明两汉时期路(潞)县地区已有属于自己的铁器手工业作坊[9]。
千年之城——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
两权一重187克,一重340克,若以汉代一斤250克计,二者一约为12两,一约为22两,均非整斤权,推测为当地用来进行特定称量用途的日用衡器。
3.二者差异分析
1.材质不同。海昏侯墓出土砝码为青铜合金铸造成型,耐腐蚀、密度均匀、表面光洁、流动性好,能制作小型精细权;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采用生铁铸造,原料成本低、产量大,但易锈,且流动性差,适合制作大型权。
2.单个权体的重量不同。海昏侯墓出土6枚铜权为六铢、一两、二两、四两、半斤(八两)、一斤(十六两),路县故城遗址出土此两枚铁权约为十二两和二十二两,二者对比发现海昏侯墓整体单个计量较小成套,更为精密,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单个计量较大且不成套。
3.使用场景不同。海昏侯铜砝码与金饼、马蹄金、金板同出,还伴有贵重药材、进口香料、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等,结合权体重量和等比例组合,推测是汉代贵族对于重量的极致要求下的产物;路县故城遗址发现的2件铁权出土于不同的水井堆积,与陶罐、棘轮、铁钩等伴生,结合单个权体重量和单独出土情况,应是局限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称量某种用品的工具。
结论
海昏侯墓出土的铜砝码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铁权,均为汉代衡器的典型实物例证,为考察汉代“轻重权”制度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珍贵样本。二者虽在材质、形制、重量、使用场景上存在地域差异,却共同彰显出汉代度量衡体系的全国统一性,反映出汉代衡器制度的成熟与稳定发展,也从侧面印证了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的逐步形成与巩固。
参考文献:
[1]马晓利,马丙辉,胡伟建. 浅谈度量衡文化中的“衡”知识 [J]. 衡器, 2025, 54 (09): 53-56.
[2](汉)司马迁:《史记·夏本纪》,中华书局,2013年,第51页。
[3]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。
[4]图片来自于河南博物院。
[5]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。
[6]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1990年,释文第70页。
[7]武家璧,陈熜,杨军.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研究——兼说西汉的“黄金标准” [J]. 南方文物, 2025, (05): 250-258.
[8]徐龙国:《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用途浅析》,《中国文物报》2016年11月4日。
[9]杨菊、李伟敏:《北京路县故城遗址东南部出土汉代铁器的科技研究》,《文物》2024年第3期。
撰稿:藏品管理研究部
编辑:宣传教育部
审核:藏品管理研究部
来源:北京号
作者: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中国证券公司前100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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